红五军团传奇第15部分（3/5）

1933年6月，中革军委发布命令，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，撤销军一级的番号。红一军团的原三军、四军、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、第2、第3师。红三军团的原五军、七军、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、每5、第6师。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、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、第15师；并另增补了第34师。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，政治委员朱瑞。第13师师长李青云（后陈伯钧），政治委员宋任穷；第15师师长陈光，政治委员萧华；第34师师长周子昆，政治委员曾日三。

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，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，二百余架飞机，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，执行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，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，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，过高估计自己，过低估计敌人，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“进攻路线”，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“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，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‘围剿’布署”。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；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。

1933年7月1日，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；发布了<；<；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>；>；；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。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；滕代远任政委；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。

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；争取在二个月内；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；同时迅速扩大队伍；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；一起夹击抚州；并向南昌进攻。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，结果；在闽、赣两个战场上；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。更为严重的是；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；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。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，被蒋一纸令下，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，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；且已下定决心反蒋。在这种情况下；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；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；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。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；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“围剿”的最佳准备时机。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。

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：“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；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。”1933年9月下旬；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，由南城、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，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，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

博古、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；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。他们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错误方针；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。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，连续作战达2个月，历经洵口、硝石、资溪桥、浒湾、云盖山等战役，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，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，部队已十分疲惫，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；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，部队伤亡惨重。直至10月26日；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；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，果断地撤出了战斗。

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，这种与敌人硬碰硬，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，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。而“左”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，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，尤其是红五军团，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“**”、“反革命小宗派”、“第三党”等等，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，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“肃反”，弄得部队人心惶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