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五军团传奇第12部分（2/2）

1932年8月3日，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，临时中央政府大厅里对“季、黄反革命案件”进行公审。最高法庭由何叔衡、梁柏台、刘伯承、陈寿昌、刘振山五人组成，何为主席。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、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，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，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。此外，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，莫须有的罪状。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：肖世俊（十五军参谋长），李聘卿（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），高达夫（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），牛冠甫（十四军参谋长，红校总教官），张少宜（十五军副军长，红校总教官），刘佐华（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），蔡佩玉（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）等7人。

下午进入审讯阶段；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“反革命主谋”季振同。

“季振同，你还有什么名字？”

“汉卿、恭之、异之、瑞祥、仆民、民仆、共之等等，大约有十几个吧！”

“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、别名？有什么真实目的？”

“这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哪存在什么目的？”

“你是否心怀不满，阴谋反叛过去？”

“没有！我都离开部队，准备出国学习了，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。”

“你与胡景陶密谋，与刘骥通信，又怎么解释？”

“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，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，怎么能用到现在呢？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。”

……

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。

“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，阴谋反叛过去？”

“纯粹是无稽之谈！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，我只说了些风凉话。”

“什么风凉话？”

“我说……，苏区有四多，演讲台多、标语多、口号多、没有顶的房子多。就这些，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？”

“你是拒不承认啦，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？”

“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，也是军事上的需要。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，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。”

……

八月四日，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，抓住季、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，最后判决如下：

判决季振同、黄中岳、肖世俊、张少宜、牛冠甫、高达夫、李聘卿、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，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。蔡佩玉监禁五年，此判决是最后的，无上诉权。

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，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，没有同意。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。1932年8月10日，由毛、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：……季、黄为此案主谋，但曾为宁暴领导人，应予减刑免死，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。牛、高、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；可改为监禁8年，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。

叛决后，季、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、麻田等地。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，他们均被单独囚禁，伙食不错，可以看书，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。日子虽过得漫长，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。当然，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，能够彻底平反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

意想不到的是，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，为纯洁内部，甩掉“包袱”。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、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。

被害时，季振同年仅33岁，黄中岳30岁。

红军长征到延安后，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：“把季、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，”建国后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：“季、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，没有他们，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，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！”

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：“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、黄中岳；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，肃反时外面有谣传，说这两个人不安心，想拖队伍走。李克农向我报告，我同意将他们逮捕，结果处死了。这件事，我是有责任的。”

1979年6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、黄镇、李达、王幼平、袁血卒、苏进、孙毅等上书中央，要求为季、黄平反。不久，经中央书纪处批准，对季、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，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，予以平反。英魂终于昭雪，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，来的太晚了，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，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，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，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……。这所有的一切；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红军主力长征以后，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“左”的肃反政策。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：原宁都起义过来的，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，项英认为他们“靠不住”，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下令将他们杀害了。

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；历经数次混编；人员编的很散；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