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五军团传奇第1部分（3/4）

“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，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，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，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，无比激动，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，于是我们就……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哪个部队的？”

“我叫闻述尧；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。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。”

赵博生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，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。回到台前，他讲到：“知道吗？你们出海报宣传抗日，是一件好事情！蒋委员长不准抗日，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这很好嘛！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，买纸墨没钱，我给了。但有一条，要先给我审阅一下。”

接着，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，他说道：“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？是工人！他们吃的粮食：大米、白面，是谁种的？是农民！这些吃百姓、住百姓的大官就是不打日本鬼子……。”

一席话，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，“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，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。”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和战友们拥抱起来。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，笑着大手一挥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都回去吧！”

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，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。听见外面的呼声，不禁眉头一皱。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“破事”，现在部队乱糟糟的，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，难以驾驭。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，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“剿共”。大半年时间里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，先是在宜黄被红军歼灭掉三千余人；驻守宁都以后，士兵们逃跑一部分；水土不服，又病死一部分；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，这其中最令他伤脑筋的，当属他的老部下－－－－－－－－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，此人骁勇善战，是一员难得的虎将。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，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。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，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，不是畏缩不前，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，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。董振堂都这样了，其他部队还有什么指望，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，打又打不得，走又走不了，早晚得玩完。蒋介石这招“以毒攻毒”可真够狠的，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

这时，门开了，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，孙连仲忙起身道：“恩博（赵博生字），你来了就好，我有要事相商！”赵博生坐了下来，长叹一声：“总座，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！士兵们大都是西北一带的人，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。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，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，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！”

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请来的参谋长，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许久，才说道：“恩博！你爱兵如子弟，我是理解的。谁叫我们是人家的败将，被人家不当人，拿来当枪使啊！你也知道，杂牌军都这样儿，当今粮饷只领到六成，弹药又不给补充，发下来的药，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，照此下去，我也急呀！”咽了口茶，孙连仲皱着眉头继续说道：“这次北上不成，委员长咋发来电报，硬是要先剿共、后抗日，一句话，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。语气非常强硬；能有什么办法，咱们能不遵命吗！这些天焦虑上火，牙又犯病，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，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！”

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总座，这么大一摊子，我怕收拾不了……。”还没等讲完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老弟，自冯先生（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）下野，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，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。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，董振堂、季振同他们能打，可是太猛浪，重用不得；李松昆、王恩布等人虽听话，却平庸至极。唯独你，能文能武，能屈能伸，我是充分信任你的，能担此重任。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！我已安排下去了，你不用操心……”

从指挥部出来，赵博生摇了摇头，内心骂道：“真是个老滑头！”

他径自来到梅江边，找了块草地坐了下来，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，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。

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，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。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，他总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，深深地吸引着自己。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－－－“听刘主任一次演讲，可抵三月饷”。只可惜，那段岁月太短暂了，“宁汉合流”后，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，刘伯坚、邓小平、王一飞、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。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，很茫然。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，非常不满，常常当着士兵们说：“我每天都准备着死，在未死之前，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。”